晚清以降，隨着《時務報》、《大公報》等新式傳播媒介的興起，各種政治性報紙此起彼伏，而商業性報紙如《申報》等在劇烈的轉型時代逐漸融入了政治的底色。相對於傳統社會士大夫的清議、公論等，現代知識精英乃至普通人的表達空間在急劇地擴張，這種擴張一方面意味着現代國民表達權利的自覺，同時也伴隨着一種執拗而尖鋭的代表性危機：以知識精英為主體的公共輿論能否代表最廣泛的民意？被主流社會遺忘甚至背棄的底層社會如何才能被自詡為精英的知識人所代表？或者一直沉默的大多數有無可能獨立地發出自己的聲音而不用被代表？與這種代表性危機伴隨始終的，就是近代中國歷史進程中，大眾在政治運動、社會運動中的廣泛參與，而呈現出的既具有能動性又極易被操控的特質。

必然的衝突？

可以説，相對於知識精英幾乎壟斷了媒體、教育等文化領域的話語權，底層民眾似乎只有在被動員或自發的政治實踐中，才能一定程度地表達其意志與立場。在這既漫長又短暫的20世紀中國，精英主義與大眾民主似乎成了政治史上一隱一顯的兩條線索，就啓蒙運動的遺產而言，平等主義、大眾民主等確實象徵着啓蒙時代對普通人政治參與權的承認與尊重，但現代政治的實質又是一種高度現代化和技術化的政治形式，無論是經濟的發展、政治的整合與文化的創新等，都離不開精英的廣泛參與和指導。這種參與如果沒有約束（無論是外在的還是內省的），就極可能造成精英壟斷資源和剝奪民眾，就可能形成一個韋伯所言的“縱慾者沒有心肝，專家沒有靈魂”的遍地精英成蛀蟲的可怕局面。因此，理想的狀況也許應該是精英主義與大眾民主成為相輔相成的歷史雙輪，前者形成負責任、理性而自省的羣體，而非脱離了民眾的權貴集團，而後者保持一種制度性的參與空間，給日益鈍化和官僚化的政治體制一種持續的壓力，而非蜕化成仇視精英轉向非理性的民粹主義。

這種精英主義與大眾民主的衝突在現代中國的公共輿論中表現得尤其廣泛、尖鋭和深刻。公共輿論是知識精英的聲音就必然理性因此每個人都應該服從，還是它根源於民眾因此就必然“政治正確”？在這個問題上，公共輿論自始至終就呈現出兩極性的緊張。這在當時民國知識精英對於公共輿論的理解之中，已露出端倪。對於輿論價值持正面肯定的知識精英，認為輿論所表達的是理性價值和理智力量，這種理性與理智來自於知識精英的學術訓練和研究經驗。從這樣一種邏輯出發，知識精英理所當然是輿論的宰制者，這種對於輿論的宰制，在當時的學院知識精英看來，並沒有任何邏輯上的不妥，和道德上的虧欠。公共輿論是需要公共討論的，而公共討論是需要必要的邏輯訓練和知識資源的，乃至公共討論所必須的話語倫理和論辯規則，都是知識精英的“專利”。這種少數人的理性的能力，構成了公共輿論最重要的支撐點。

而對於輿論的反對，也恰恰從反面論證了理性的必要。反對輿論者，認為輿論是大眾的情緒與意志的反映，而大眾情緒和意志所疊加的眾意，在知識精英看來，是一種虛假的公共性，甚至可能是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所言的多數人意志的暴政，個體的自主性，正表現為對抗這種社會輿論的壓力。在這樣一個意義上來説，公共輿論的生產就不能按照一人一票的大眾民主模式進行，反而必須尊重少數人（即知識精英）的理智與判斷，商議性民主就顯得特別重要，尊重少數人的自由言説也成為常識。這折射在公共輿論的理解之中，就是大眾民主（平等主義）與精英主義的衝突。

知識界的分裂

從民國時期典範性的公共輿論來看，以天津《大公報》“星期論文”為表徵的公共輿論，和以上海《申報》“自由談”為代表的公共輿論，深刻地反映了知識階層的分裂，以及作為傳統中國政治遺產的精英主義（也即是士大夫政治），在一個民主化時代遭遇的強有力挑戰。

《大公報》“星期論文”就是北平學院共同體的理性能力的延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等學院知識分子成為公共輿論當仁不讓的宰制者，公共輿論的公共性，並非建立在最廣泛的民眾意願的基礎之上，而是建築在學院共同體充分發育的基礎之上。人民的利益雖然是政治統治應該考慮的議題，但人民未必明白其實際利益所在，尤其是未必明白其長遠利益所在。掌握現代科學知識並具有討論能力的知識精英，才可能切實地理解國家利益與民眾利益。因此，當知識精英的意見在社會層面遭到強烈反對的時候，這種反對非但不會削弱知識精英對自身理智能力的自信，反而進一步強化其反抗社會輿論的心志。公共輿論的正當性，不在於其疊加民眾的意志（眾意可能僅僅是“烏合之眾”的情緒累積，這種情緒來無蹤去無影，稍縱即逝而不可捉摸），而在於其根源於少數人的理智乃至人格的力量。這種少數人的理智力量，雖然在比例上不佔優勢，卻是一種更具有客觀性的盧梭所推崇的公意，是規約政治引導民眾意志的理智能力。

而對於民國《申報》“自由談”來説，少數人掌握理智的專利權，正反映了公共輿論生產機制裏的不平等。少數人宰制了公共輿論，公共輿論的價值基礎，就出現了合法性危機。公共輿論，應該代表最廣泛的民眾意志和公共利益，而在當時的中國社會，勞苦大眾才是民眾意志的承載者。因此，公共輿論應該尊重這個羣體的聲音和意願，應該努力地讓這個羣體的意見能夠得以表達，匯聚成公共意志來構成公共輿論的價值基礎。公共輿論的公共性根基，應該建立在每一個普通人尤其是底層的表達權之上，而非知識精英的話語特權之上，應該將公共空間裏話語權的平等作為人的基本尊嚴去追求。個體的意志和能力雖然可能微不足道，但沒有個體意志參與的公共輿論，卻必然是喪失了“公共性”的虛假的“公共輿論”。

《申報》“自由談”裏大眾語的廣泛討論，所折射的正是如何通過語言形式的創造性轉化（某些左翼作家認為“五四”新文化運動創造的白話文太書卷氣了，太知識分子氣了，太脱離勞苦大眾的日常語言系統了），來實現每個普通中國人都具有言説和書面表達的能力，以便參與公共輿論的建構。代表底層，成為了一個道德商標，也成為了一種強勁的政治訴求甚至政治動員的有效手段，因為它表徵着民意和人民主權，而民意應該是公共輿論最應該給予關注的對象。傳統政治合法性來自於天命、天理、天道等神聖的超越世界，民意、蒼生只是其載體，星象、災異等只是其徵兆，現代政治的合法性卻是建立在民意之上（包括人民的同意和人民的意願），在一個世俗時代，這種民意就是民眾通過各種政治集會、日常閒談以及民意調查等所顯示出來的集體意志，很顯然，這種民意在本質上具有不確定性和自相矛盾性。

民意的解構與建構

近代中國的公共輿論在這個層面上出現了最尖鋭的對峙，它究竟應該根源於多數人的民意，還是應該來源於少數人的理性？民意應該服從於理性的導引，還是理性應該以民意為依歸？公共輿論的價值基礎發生了明顯的分化。在傳統社會，清議雖然是士大夫這個少數人羣體的言説的專利，卻在價值上表徵着最廣泛的民意，而且還表徵着充滿道德內涵的理性，這種理性與天命、天理等抽象的意義世界扭結在一起而自成其價值系統的自洽。可是，現代中國的公共輿論，卻似乎從一開始就隱伏了民意與理性分裂的火種。代表民意的輿論，似乎常常與理性相背反，而完全遵循理性的輿論，卻又似乎遠離了民意。

《大公報》“星期論文”的批判性，在於其理性對任意性的意志的征服，無論是政治領域的橫暴與專斷，還是社會領域的粗鄙與盲動，都是喪失了對自我意志之駕奴能力的表現。理性成為批判性的價值根源。而《申報》“自由談”的批判性，卻在於其對民意的堅持，民意具有了某種神聖性，一切違背民意的言説與行為，都是在道德上虧損的。“自由談”的邏輯就是，民意在當時的中國，遭受到了政治的壓制，同時也遭到了學院知識精英的漠視，因此，表達民意甚至讓民意自身有自我表述的能力，就成為一個緊要的歷史課題。

在這個過程中，正因為此，《申報》“自由談”所形成的輿論空間，呈現出非常尖鋭的批判性格。這種質疑型的公共輿論，可以將之命名為一種解構性的公共輿論，它是在反抗、拆解和嘲弄主流政治話語的基礎上，呈現出自身的開放性和攻擊性，這種公共輿論的着力點，在於批判而非建設，或者説以批判尋求建設的新路。“星期論文”同樣有着濃厚的批判性格，但是這種批判性，因為背後有一個強大而成熟的學術共同體的支撐，因此往往遵循着理智的指引而着眼於建設之途，因此，可以將它命名為建構式的公共輿論。

解構與建構，所表徵的不僅僅是一種話語類型上的差異，也不僅僅表徵一種思維方式上的背離，同時也表徵了公共輿論的主體與其自我的歷史關聯。如何理解自我認同在公共輿論建構中的意義？

公共輿論的生產者已經意識到輿論遠離社會和人民，但卻仍舊以固有的模式在製造輿論，這些被製造出來的輿論進一步強化其對輿論功能的疑慮與否定。心靈生活與公共輿論之間呈現出了某種隱祕的相關性，自我否定的心靈生活，自然會生產出反叛性的、虛無性的公共輿論，而自我認同的心靈生活，則生產出批判性的、建構性的公共輿論。這種關係，正如學術共同體與公共輿論的再生產之間的關係一樣。學術共同體的發達，未必一定會推促公共輿論的強勁，但若沒有學術共同體的支撐，尤其是知識資源上的貢獻，公共輿論往往容易陷溺在單一性話語的自我循環之中，而無法開創出新的認知視野與批判能量。公共輿論就可能貶值為一種公共表演。

輿論背後的政治權力

公共輿論與政治權力密切相關，從原則上來説，政治權力應該傾聽公共輿論，公共輿論應該表徵人民意願與利益。但是，在1930年代的中國，這三者之間的銜接鏈條，卻似乎出現了斷裂。對於現代中國而言，政治統治的合法性已經不再來源於具有超越性的天理和天命，而必須從世俗世界獲得其支撐，這個支撐點之一就是民意，也就是所謂人民的同意。公共輿論成為了民意最重要的載體。但是，由於人民並沒有充分的表達自由和渠道，民意如何被表達成為一個難題。尤其當政黨性的力量與意識形態式的主義結合，通過各種社會資源來擠壓輿論的自主性表達，公共輿論便面臨着強大的挑戰。政治權力試圖規訓公共輿論，而公共輿論力爭規約政治權力，兩者之間呈現出複雜的曖昧。就民國時期的公共輿論史而言，無論是《大公報》還是《申報》，都面臨着爭取表達空間的問題，也面臨着如何與當局博弈的挑戰。

從1930年代公共輿論這兩種形態可見，對於當時的知識分子來説，社會聲望和象徵資本的來源，已經二元化了，知識與理性可以成為公共輿論的價值基礎，而民意也可以成為另外一種公共輿論的價值基礎。這兩種類型的公共輿論可以為知識分子積聚社會聲望，在不同的文化場域，公共輿論會形成不同的文化邏輯與話語慣性，公共輿論在展開其批判性的力量的同時，卻極可能陷溺在另外一種被操縱性之中。

回首近代中國以知識精英為主體形成的公共輿論和啓蒙文化，雖然在傳播民主、自由、平等、博愛與正義等西方啓蒙運動形成的普世價值方面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但這種啓蒙文化也有其內在的癥結：以一種居高臨下的姿態俯視蒼生，以一種捨我其誰的心態傲視底層，以一種真理在握的氣勢蔑視常識，本來應該是引導民眾獲得“敢於公開運用理性的勇氣”的啓蒙，卻似乎走向了一種意識形態式的灌輸和宣傳，本來是一種在表達權上打造平等機會的啓蒙運動，卻似乎走向了最不具有平等感和平等意識的啓蒙心態，毫無疑問，這種反啓蒙的啓蒙文化最後吞嚥了它自己的苦果。

沒有公眾參與，何來公共輿論？公共輿論的生產機制一旦形成並固定化，將會形成自身的強大邏輯，而湮沒知識精英的理性與判斷力。一流的知識分子對於公共輿論的話語霸權，有着一份清醒的辨析和自覺的抵抗，他們既是輿論的製造者，同時又試圖在輿論面前保持某種自主性與獨立性。但對於其他的知識分子來説，則未必如此冷靜。人是跟着話語走的，尤其是當這種話語背後還站着一個巨人，而知識分子又隱隱然地覺得他們的話語與真實的民眾隔膜得太深太遠的時候。雖千萬人吾往矣，談何容易？